经典慢读 | 《秦晋殽之战》中的 “义”“礼”文化

《秦晋殽之战》选自《左传》，叙述了秦、晋两个大国之间一场争夺中原霸权的战争。

传承“春秋笔法”

《左传》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，为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《春秋》编写而成。

《春秋》出自孔子之手，它既是一部史书，也是一部蕴含着孔子深刻思想的政治著作。孔子“寓褒贬，别善恶”，字字针砭，在记叙历史事件的同时表现出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。这种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直接表达，而是委婉微妙地表达作者观点的写法被誉为“春秋笔法”（或“春秋书法”“微言大义”）。孔子运用这种写法创作出来的《春秋》，产生了巨大的效果——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”，而这也是孔子记史所要达到的目的。

作为为《春秋》作传的《春秋左氏传》自然也传承了这种创作手法，左丘明发微探幽，对此概括说“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”（译文：《春秋》的记述，用词细密而意思显明，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，婉转而顺理成章，穷尽而无所歪曲，警诫邪恶而褒奖善良）。

在《秦晋殽之战》中，左丘明也运用“春秋笔法”，将孔子的施仁政、用礼制、反对不义战争的思想寄托其中。 

宣扬“义以当先”

1.“冬，晋文公卒”，晋国处在哀痛之中，自然不会挑起战争，而此时秦国却在准备着一场战争——攻打千里之外、与秦国没有任何冲突、与晋国同姓（姬姓）的郑国，其战自然是不义的，当然也不会取得胜利。如果晋国借此征讨那些去打郑国的秦军，则是反对不义之战，其必胜。所以，当“柩有声如牛”的怪事出现之后，卜偃自然要借此传达“击之，必大捷焉”的天意。看似荒诞不经的“柩有声如牛……”，其实是为了表现左丘明的“褒晋抑秦”之情。

2.秦国大将杞子从郑国派人送信告诉秦穆公，让其派兵攻打郑国，并以自己所率的驻扎在郑国的秦军作为内应，企图一举攻占郑国的国都。杞子自知本应保护而今却要消灭郑国的做法很不道义，于是只得让秦国“潜师以来”。这种“师出无名”的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自然也是不义的，不义必败。短短的“潜师以来”4个字，就明确地表现了作者对秦国所作所为的不齿。

3．秦国军队得知郑国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后，不得不选择退兵。而这支穷凶极恶的军队，这时已经不讲任何道义了——只要你弱小，便会被消灭。“灭滑而还”让我看到了秦军的不义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。短短4个字，却蕴含着作者的言外之意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。”

看，秦晋战争还未开始，其结局就已经一目了然了，那就是“不义必败，正义必胜”，而这一思想就蕴含在左丘明对故事的叙述之中。

注重“礼以成事”

孔子认为“礼”的实质应是尊重，即礼出于心。《论语•阳货》中记载的“子曰：‘礼云礼云，玉帛云乎哉？乐云乐云，钟鼓云乎哉？’”就是强调“礼”不仅仅是形式，更重要的是内心的尊重。能够发自内心地尊重他人，做事便会顺利；否则，诸事不顺。

1.蹇叔凭着自己广博的阅历和丰富的政治经验，根据秦、晋、郑三方情况，将袭郑的危险明告秦穆公，对“劳师以袭远”这种违反常识的愚蠢行径作了彻底的否定，指出袭郑必败无疑，对此“公辞焉”。短短3个字，就表明秦穆公早已下定了攻打郑国之决心，所谓的“访诸蹇叔”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。等到蹇叔哭师之后，秦穆公“尔何知，中寿，尔墓之木拱矣”的诅咒，再一次表明其不礼的本性。如此失礼，焉能成事！

2.“秦师过周北门。左右免胄而下，超乘者三百乘。”这时，周襄王使王子虎通以及王孙满，往观秦师。襄王问曰：“尔童子以为如何？”满对曰：“礼，过天子门，必卷甲束兵而趋。今止于免胄，是无礼也。……无礼则易乱。”看，“违礼不祥”这一连“童子”都知道的道理，而秦军却抛之脑后。如此无礼，焉能不败！

3.当得知秦军的阴谋后，郑穆公使皇武子去下逐客令。面对秦将，皇武子仍尊称杞子为“吾子”，贱称自己国家为“敝邑”，且让杞子离开郑国说是“吾子之将行也”。这种谦卑的态度，既符合外交辞令，也是合“礼”的，自然对己也是有利的。《论语•学而》中说：“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。”对于“谦恭”，皇武子做到了，这必使郑国获得利益。如此得体，无懈可击。

4.秦穆公之女文嬴，是晋文公重耳之妻，秦穆公也就是晋文公的岳父，自己的女婿去世，自然应亲自或派人前往吊唁，但秦穆公却无暇顾及女婿的丧事，而专心攻打与晋国同宗的郑国（郑、滑两国与晋国同为姬姓国，属周王室），这在晋国看来属于无礼。所以，先轸力主对秦军作战。

5.人去世后所进行的丧葬仪式属于凶礼。死者的亲属要戴孝，这叫作服丧。服丧者按照与死者的关系亲疏远近而穿不同孝服。晋文公死后，其子晋襄公要穿白色孝服，腰系白色麻绳。当战事突然到来，晋文公尚未安葬，孝子自然不能脱下丧服。而披麻戴孝出征又被认为不吉利，所以，晋襄公把孝服染成了黑色。这种既顾及到丧事，又照顾到战事的做法，是合乎丧礼的。同时，穿着孝服征讨不义之师，更能激起了晋军同仇敌忾的决心和斗志。

6.晋国重臣先轸上朝指责晋襄公释放秦帅后，面对着晋襄公口吐唾沫（“不顾而唾”），虽然自知失礼，但因愤怒到了极点也就顾不得许多了。面对先轸的失礼，晋襄公更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对，于是“使阳处父追之”，无奈“及诸河”，孟明等人“已在舟中矣”了。

《秦晋殽之战》中，秦晋双方谁站在了“义”的一方，谁又能够以“礼”待人，谁就赢得了天佑与人心，也就为战胜对方奠定了良好的基础。换言之，“义”“礼”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先决条件，而这也正是孔子所提倡的与发扬的。